遍閱文獻也是調查研究
編者按：“家有譜、州有志、國有史，其義一也?！本磬品钡氖芳c紛繁蕪雜的歷史文獻，本質是記錄一切歷史印痕的載體。在深入開展調查研究的過程中，文獻法是一個圍繞特定調查主題，通過搜集和分析研究有關文獻資料為決策提供理論依據(jù)的方法。
作為我國外事調研工作的卓越奠基人，周恩來同志為解決復雜、敏感的中緬邊界問題，遍閱漢朝以來的有關歷史記載，主要涉及其歷史演變和現(xiàn)狀等內容，形成《關于中緬邊界問題的報告》，為贏得外交戰(zhàn)役的勝利打下了重要基礎。
中緬邊界位于中國云南省西部和緬甸東北部，全長2000余公里，地形復雜且民族眾多。新中國成立后，外部勢力經(jīng)常利用邊界問題制造話題，挑撥中緬關系，企圖制造緊張局勢。在政權初生的幾年時間里，我國主要采取的是“暫時擱置”以“維持現(xiàn)狀”的過渡性政策。一是不希望讓中緬邊界問題沖擊黨和國家中心任務，“四面出擊”必然是“四面受敵”；二是當時我們對歷史遺留下來的邊界問題沒有經(jīng)過全面深入的調查研究，確實“心中無數(shù)”，也“心中無底”。但是到了20世紀50年代中期，這個問題到了非解決不可的程度。因為當年云南解放時，國民黨軍隊殘部李彌率幾千人逃往緬甸，盤踞在緬甸撣邦地區(qū)，此后不斷對中國境內進行破壞和騷擾，雙方邊民飽受殘匪襲擾。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追剿部隊和緬甸軍方也或多或少發(fā)生了一些糾紛，甚至在1955年底，在中緬邊界南段未定界的黃果園附近，雙方的前哨部隊由于誤會而發(fā)生武裝沖突，雙方各有數(shù)人受傷。
為了尋找一條公平合理解決中緬邊界問題的途徑，從1956年下半年開始，周恩來同志親自掛帥，認真研究了中緬邊界的全部情況，付出了大量的心血。據(jù)《周恩來年譜》記載：為了解決中緬邊界問題，周恩來查閱漢朝以來的有關歷史記載，弄清了中國歷代政府對中國邊境地區(qū)的管轄情況；搜集了各種地圖，并請教了龔自知、王季范、尹明德、于樹德等專家，弄清各個時期地圖畫法的不同和原因；調查了19世紀以來有關中緬邊界的歷次糾紛和交涉經(jīng)過，弄清了邊界未決問題的由來；研究了邊境地區(qū)雙方居民的民族分布、居住和耕作情況，以及國際法有關處理邊界問題的論述和國際慣例。最后，把所獲得的全部材料，同中緬兩國的關系和中國的對外政策聯(lián)系起來，通盤做了研究。在這個基礎上，提出了一個既考慮歷史背景，又考慮當前實際情況的公平合理、切實可行的方案，確定了互諒互讓、友好協(xié)商的方針。曾七次作為高級翻譯陪同周恩來總理訪緬的程瑞聲同志回憶，中緬邊界問題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，一般人都不太了解，他自己因為在緬甸工作過，所以了解一些情況，但是總理在整個交流和談判過程中對問題的熟稔讓他十分驚嘆。
《關于中緬邊界問題的報告》就是在大量文獻調研、交流座談、實地勘察后所形成的重要成果。1957年，周恩來同志先后在全國政協(xié)二屆三次會議、云南省政協(xié)召集的各界和各兄弟民族代表參加的會議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三次就此報告聽取意見，提出解決中緬邊界問題的原則性建議。在報告中，周恩來同志特別指出：“在處理中緬邊界問題的時候如何對待歷史資料，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。中國在封建王朝統(tǒng)治時期，正像封建時代的許多國家一樣，四至疆界是不十分明確的。中國歷代的封建王朝同邊沿地區(qū)各個民族的關系也有各種性質和程度的不同。因此，要確定中國封建帝國的疆界線，幾乎是不可能的。另一方面，近六十多年來，國內和國外出版的地圖中，先后出現(xiàn)了對中緬未定界的許多很不同的畫法。這些情況不能不在廣大的范圍內引起了對中緬未定界的混亂看法。政府認為，在處理中緬邊界問題的時候，必須認真地對待歷史資料，必須以正確的立場和觀點對歷史資料進行科學的分析和判斷，把可以作為法理依據(jù)的歷史資料同由于情況變化只有參考價值的歷史資料加以區(qū)別。”正是由于周恩來同志率先垂范深入調查，兩年多后，《中國政府和緬甸聯(lián)邦政府關于兩國邊界問題協(xié)定》正式簽訂，為全面解決邊界問題鋪平了道路。中緬邊界，成為新中國正式劃定的第一條雙邊陸地邊界線，也是新中國通過外交談判徹底解決邊界遺留問題的成功樣板。
中緬邊界正式劃定的過程告訴我們，調查研究就是要全面了解一個地方的歷史與現(xiàn)狀，掌握一個地方的條件和稟賦，這樣才能有效地指導工作。1989年8月，時任福建省寧德地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在寧德地區(qū)地方志工作會議上指出：“我來寧德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要看府志、縣志。要馬上了解一個地方的重要情況，就要了解它的歷史。了解歷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，這是我的一個習慣。過去，我無論走到哪里，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地方志，這樣做，可以較快地了解到一個地方的山川地貌、鄉(xiāng)情民俗、名流商賈、桑麻農事，可以從中把握很多帶有規(guī)律性的東西。”習近平總書記手邊常常不離“志”。20世紀80年代，河北省正定縣委決定編寫一本《正定古今》，苦于資料匱乏，于是向時任縣委書記習近平求助，他拿出的是整套復印古籍《真定府志》和《正定縣志》。在正定人眼里，熟讀縣志史料、走街串巷勘察古跡的習近平同志，是真正的“正定通”。在福建工作期間，習近平同志讀《福寧府志》，其中記載霞浦有一片官井洋，“因洋中有淡泉涌出而得名”，盛產(chǎn)大黃魚，老百姓也稱“官井洋半年糧”。他在調研霞浦時即指出：“這是我們閩東很重要的一個資源，既要把它保護好，也要把以養(yǎng)殖業(yè)為代表的海上經(jīng)濟帶動開發(fā)起來，讓老百姓都富起來?！痹谡憬?，習近平同志用一個多月時間赴各地考察，白天走訪調研，晚上查閱市志、縣志。在履新上海后不久，就讓市委辦公廳找相關部門給他提供一套上海地方志。翻看《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》《習近平在正定》等習近平總書記地方實踐采訪實錄系列叢書，看到很多曾與其共事的人都談到了總書記的歷史情懷：開會時，一般領導談的多是土地、GDP等，但習近平總書記會先從當?shù)氐臍v史文化、風土人情講起，娓娓道來，然后在此基礎上說產(chǎn)業(yè)、聊發(fā)展，對癥下藥。
追溯歷史淵源，傳承中華文脈，記錄發(fā)展演進。今天，無論是地區(qū)開發(fā)，吸引外資，還是對外交流、宣傳推介，歷史文獻的特殊價值都是無可取代的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：“我們這樣看情況、聽匯報是不夠的，還要看歷史。一個縣的歷史最好的體現(xiàn)就是縣志，府志則更為全面，里面既寫正面人物，也寫反面人物，我們一看就知道這個地方發(fā)生過什么事，可以從中有所借鑒?！?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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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任編輯：石 雷